• 蒙山县

  回答时间：2017-10-27 14:51:14

  谢邀。
　　1、稳定国民政权的实际需要；
　　2、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日亲善态度的必然结果；
　　3、冈村宁次的确感恩戴德，极力奉献，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４、蒋公投桃报李，冈村宁次成功脱罪。

　　对于这样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听听冈村宁次的夫子自道吧（以下引述内容均引自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共党已经在华北占据主动。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国、共两党本来冰炭不相容，战争期间，暂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致行动。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驻在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联系。同时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随着停战，国共关系再度恶化乃是自然的趋势。（《冈村宁次回忆录》３７页）

　　二、国民政府在战后掀起了“中日亲善合作”的高潮

　　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广播全文译略）。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我认为，这一思想及方针，如后所述，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中对待日军投降手续及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33页页）
　　有关处理投降日军的情况，后当述及，但其基本方针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一是到遣返为止不解除军队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官兵二字，在日语中是将兵之意，徒手官兵即意味着失去武装的将兵，这在精神上使人产生好感。有关指挥体制，则命令改变职称，将我的总司令官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34页页）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加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社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58页）　　其实，国民政府对日亲善的传统是十分悠久的。在抗战中的一件奇事可见一斑。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20架轰炸机从长崎起飞准备袭击南京。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列车停车时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日军占领南京后发布密令 凡是活物一律杀掉）

　　三、国民政府内部对日军战斗力充分肯定，愿意向日军学习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当时，如此言论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的对日方针，向部下贯彻得相当彻底。（56页）
　　10月25日，我为协商今后问题，单身拜访第一师师长。我先向师长祝贺胜利，然后提出，日军事已至此，将正大光明地将武器移交贵方，并说明已准备完了。该师长一一表示满意。最后并问我:‘贵官心情如何?’我答称:‘身为军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接着，与接收主任谢中校参谋，商讨有关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问题，该中校极口称赞在缅甸与之作战的我第十八师团之勇猛顽强。他敬佩日本陆军大学之教育并向我请教。会谈在和睦气氛中结束。（57-58页）
　　四、冈村宁次积极反共，人才可用
　　抗战胜利后，冈村宁次为了继续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开始起草“对华处理纲要”。在该纲要中明确提出：
　　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